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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經濟十二問(下)——有關平臺經濟的創新價值、財富分化與監管難題

發布日期:2022-02-10            信息來源:中華工商時報            【打印】       分享到: 


  2021年12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聯合中國石油集團國家高端智庫舉辦第六屆國家發展論壇。其中,平臺經濟專題環節特邀北大國發院副院長、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教育部長江青年學者、北大國發院經濟學教授李力行,北大國發院長聘副教授席天揚和北大國發院經濟學教授汪浩進行深度分享。本對話環節由北大國發院經濟學教授、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沈艷主持。本文根據對話內容整理。   

  六、如何看待平臺“不大易輸”“太大易壞”的難題

  沈艷:現在的反壟斷,似乎看起來“大的就是問題”。

  黃益平:“大的就是問題”“大的就是壞的”,其實是美國一個大法官提出來的。美國在1980年反壟斷時,曾經試圖甄別好的大企業和壞的大企業,最后發現這是不可能的。每家企業都具有多面性,無論從哪個方面判斷都會帶來一些潛在的問題。后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芝加哥學派的觀點占據了主導,他們認為只要企業對消費者有利,這樣的壟斷就不是大問題。如果企業以高價掠奪消費者,那將來就會成為問題。

  然而在平臺企業的語境中,這個問題變得很復雜。平臺企業向消費者提供很多免費的服務,如果按照芝加哥學派的標準,這肯定是沒問題的。但我想汪浩老師可能會告訴大家,所謂的免費服務其實并不免費,美國的平臺企業玩的就是這個套路。

  哥倫比亞大學的兩位教授認為“大的就是問題”,對于這一說法我認為還是該謹慎些好。無論是市場份額、壟斷、可競爭性、范圍經濟,所有這些標準都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簡單地說“大的就是壞的,大的就是問題”,這與平臺企業的本質是背道而馳的,因為平臺企業想要做好,就必須做大。

  汪浩:我非常同意黃老師的觀點。平臺經濟里,平臺企業不做大是不可想象的,不做大就等于做砸了,成功的平臺企業都是做大的。做大以后怎么辦?有些企業可能形成壟斷,有些可能只是安穩地做一家大企業,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借鑒電信行業的經驗,企業之間實現互聯互通。通過互聯互通,企業可以完全保持自己的網絡外部性。

  比如現在只要能獲得政府牌照,就可以成立一家小型的無線通信公司,規定自家公司的電話卡可以給所有人打電話。那么對于這家公司而言,就不存在規模經濟的問題,也沒有網絡外部性的問題。即使公司規模不大,也可以做得成功,這也是一種解決辦法。

  黃益平:這種情況下,該公司其實是享受了別人的網絡外部性。

  汪浩:對。剛才黃老師和沈老師都提到免費服務的事情。免費服務其實我平時用得很多,各種網絡購物、微信都是非常有用的免費服務。我個人也是非常感激網絡給我們提供了這樣的服務。

  但如果要從學理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我們就會知道網絡公司提供這些東西都是必然的。網絡公司其實也是企業,歸根到底要追求利潤。為什么這些企業像學雷鋒一樣,為大家提供免費服務?它必須這么做,就算A企業不做,B企業也會做,這就是網絡的特點。你不這么做,別人就會替你做。

  通過提供免費服務,這些企業能獲得很大好處。消費者享受了免費服務,其實是在給平臺企業幫忙。因為平臺企業從中收集了大量的個人信息和數據,在獲得流量的同時,也能靠流量賺很多錢。在我看來,免費服務不是最好的,“負價格”才是最好的。比如一些大平臺企業實行積分制,消費者在平臺上購物,使用積分可以換錢,這就是“負價格”。既然平臺企業能給出“負價格”,足以證明它的盈利能力非常強,應該還有讓利空間。

  席天揚:在談論網絡外部性時,我們要注意區分這是由平臺技術和商業模式本身帶來的,還是單純因為平臺規模大而造成的。

  目前,平臺使用的一些技術和算法,可能存在利用信息不對稱的優勢誘導消費者的傾向。其實小平臺也同樣存在類似情況,并且小平臺的行為可能更難以監督。小平臺目標小,不容易引起注意;大平臺則不同,其一舉一動可能都在公眾注意力和政府監管的視線范圍內。美國的情況也是如此。大家都在討論社交媒體上的誘導性信息及其對用戶數據安全的影響,甚至認為臉書利用這些程序影響了用戶的政治行為。但在我看來,恰恰因為臉書在美國是一家獨大的社交應用程序,它才受到這么多的政府監管部門的法律“照顧”,才會變得更加規范。如果美國有幾百家小型社交媒體同臺競技,同樣會存在類似的問題,負面影響可能更大。因此,我們需要討論怎樣建立一個規范性的監管框架,而不是簡單地把注意力放在區分“大”還是“小”上。

  沈艷:席天揚老師的意思是,“小的也可能有問題,小的也可能是壞的”。從三位老師的分享來看,“大的就是壞的,就是問題”這一觀點是不是也與政府的強弱有關。如果是小政府、弱政府,是不是控制平臺的能力相對也弱?

  黃益平:回顧過去100多年來美國的反壟斷政策,因為其政策框架比較成熟,美國的反壟斷政策在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狀態,有時很活躍,有時則無人問津。我們認為,倘若經濟增長減速、行業高度集中、收入分配不平等這三重因素疊加在一起,老百姓對大企業的反感度會明顯上升。低收入人群的日子特別不好過,這時候還有一群人賺錢很多,動輒就能成為億萬富翁,公眾的情緒很容易激活反壟斷政策。

  2021年9月的上海外灘峰會,沈老師主持了一場討論。當時美國奧巴馬政府時期的總統顧問委員會主席提到,監管只管大的就行,小的不用管。對此我有不同觀點,小的企業也會有很多問題,因此更重要的是規范行為,無論是否存在壟斷,每一家企業的行為都要規范。比如大數據殺熟,大平臺和小平臺都可能有。

  接下來我給沈艷老師提一個問題,如何看待大數據殺熟?

  七、平臺經濟與大數據殺熟問題

  沈艷:我在課題里承擔的是大數據殺熟以及相關數據治理方面的研究。在平臺經濟的大背景下,大數據殺熟之所以發生是有原因的。

  平臺既想讓消費者提升效率、同時又要保持好的體驗,為實現上述目標,必定要用到預測分析的手段,把最適合消費者的信息送到。一旦平臺這樣做,必然會產生一個結果,即每個消費者看到的信息不同。這給人的感受有時就是大數據殺熟。比如我和我媽媽打車去同一個地方,我們最終支付的車費價格可能不同。

  但我們也要認識到,大數據殺熟體現了技術的進步,是平臺在提供更好消費體驗時的副產品。監管者也需要在規范平臺行為的同時,幫助平臺提高信息透明度。

  此外,平臺自身也需要強化其算法的可解釋性。對平臺而言,針對每位消費者的個人特點,提供個性化的方案,這本身就是一種高成本的操作,不能利用算法對消費者殺雞取卵。

  事實上,美國也是通過發展的手段來解決類似問題的。比如Uber在動態定價方面做得比較好,它可以預測某個消費者的喜好,甚至提供一些其他的選項,讓消費者自己選擇定價不同的服務。在我們的研究中也會提供這方面的具體治理思路和對策建議。

  八、平臺經濟與共同富裕

  沈艷:我想繼續詢問李力行老師關于“大的就是壞的,就是問題”的看法。平臺在發展過程中有沒有可能通過規模經濟、范圍經濟,造成財富過度集中?如果有,什么措施能解決這樣的問題?

  李力行:收入分配是大家都關注的問題。特別是《21世紀資本論》的出版,在全球都引發了關注。這本書認為自二戰以來,各國都出現了勞動要素的收入份額相對下降這樣一種長期趨勢。在美國,由于全球化和收入份額變化,導致出現一系列對平臺和數字經濟的反思,甚至導致美國反壟斷政策的轉向。這些現象背后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方面的原因。

  具體到收入分配問題,有的研究發現,中國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趨勢并沒有其他國家那么明顯,當然這一點還有待更細致的研究。

  平臺是數字技術進步帶來的變革,它是一種技能偏向型的技術進步。而在技能偏向型的技術進步中,資本的收入份額相對上升。相對于低技能勞動力獲得的份額而言,高技能勞動力所獲得的收入份額也有所上升。

  面對技術進步帶來的收入分配的變化,如果要應對負面影響,我認為還是應該在發展中解決問題。鼓勵創新和發展,讓發展的紅利通過政府轉移支付、社會保障等渠道惠及更多受負面沖擊的群體,而不是遏制技術進步。

  沈艷:最近有一組數據提到,2020年美國排名前1%的富人,其年度收入占比是27%,已經超過中產階層26.6%的收入占比。這在美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也是一種收入份額占比的變化。席天揚老師,從國家治理、公平公正等角度來看,面對這種技術進步帶來的收入份額占比的變化,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該做些什么來促進公平?

  席天揚:技術進步加速了社會經濟的轉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產階層可能有一種普遍感覺,即社會的財富越發集中到少數人手中。

  技術創新帶來的收入分配變化,其特點可能對財富排名前1%或10%的有利,對普通勞動者也比較友好,但卻因社會流動性下降而給中等收入階層帶來焦灼感。正如《了不起的蓋茨比》這本書中提到的那樣,“我們不斷地奮力向前,逆流而上,但總是回到了起點?!钡幢愦H流動使得不同的人群回到起點,經濟發展的歷史像是一部人類不斷被機器和技術打敗的歷史,人類在這個過程當中仍然得到了賦能和升華。

  或許我們該換一種眼光來看待社會流動性,因為社會流動不可能一直遵循所有階層始終向上流動這一種模式。新的技術進步創造出新的經濟機會,低收入群體因此得到更多機會,這是平臺創新發展帶來的積極方面。

  平臺的發展受益于國家政策的扶持,比如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對于電商平臺的發展起了很大的幫助作用。在收入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這些問題上,我認為可以嘗試通過數字稅、平臺公益基金等方式,幫助相對弱勢的社會群體,讓快速增長的紅利為全社會共享。

  黃益平:前面我提到,如果美國經濟增長減速、行業集中度提升、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劇這三重因素疊加,老百姓對大企業的反感度會明顯上升。

  其實把這三點放在今天的中國,大部分情況也適用。我們今天碰到的問題就是經濟增長減速、行業集中度提高、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突出。

  在共同富裕和收入分配方面,平臺的兩面性體現得尤為突出。一方面平臺具有很強的普惠性,比如有聾啞人夫婦在大城市做外賣騎手,如果沒有平臺企業,他們不可能獲得這樣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可能因為平臺的長尾效應,我們的財富變得過度集中,最后給中間階層的生活帶來很大挑戰,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然而我認為,目前針對平臺的治理政策,首要重點是不是反壟斷?這一點值得商榷。

  剛才汪浩提到,在很多領域我們要做的就是防止降低進入門檻,要減少沉沒成本,這意味著改善所謂的可競爭性還是必須要做。但如果在可競爭性很強的情況下,反壟斷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規范平臺企業的行為更加重要。平臺的一個好處就是可以降低成本、控制風險。之所以能控制風險,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平臺可以降低信息的不對稱。平臺對其用戶還是非常了解的,這也是平臺能提供效率、提供很多機會的原因。

  然而從另一方面看,平臺的存在反而提升了用戶、消費者和其他企業間的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確實要防止平臺的不公平的競爭行為。

  因此,我認為規范平臺行為可能是當前最重要的。

  無論是反壟斷還是平臺治理,其最終目標都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在平臺治理中能做什么?一是在第一次分配中,也就是在市場分配中搞好監管,保護公平競爭,反對那些不規范行為。通過這樣的方式,促進收入在各個群體間按市場規律進行有效的分配。

  二是在第二次分配中,政府可以收稅,但我國現在沒有設立這方面的稅種,盡管很多平臺企業也在交稅,但很多線上活動是沒有納稅的,這種情況必須改變。

  目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提出一個“雙支柱模式”,有100多個國家已經簽署相關協議。其中第一支柱就涉及各個市場間的稅額分配的問題,最突出的就是歐盟和美國之間的問題。歐盟的很多數字經濟都是美國公司在做,因此在美國看來,既然是美國的公司,當然要收稅。然而歐盟卻表示,雖然是美國公司,但其市場、數據和業務都在歐盟,稅收都被美國拿走,這根本不合理,因此需要重新分配。

  第二個支柱是要防止稅收套利,保證有一個最低稅率。各國共同保證一個最低的稅率,否則平臺公司有可能遠離稅收高的國家,轉而投奔稅收低的國家,這種稅收套利的行為可能帶來很多扭曲。對我國而言,我們還需加強研究,盡快出臺針對線上活動的稅種,以此促進公平競爭,促進收入分配。

  第三次分配就是社會公益。我認為平臺企業在這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一方面平臺企業兼具監管市場和企業的雙重功能,另一方面平臺企業規模很大,因此許多人認為平臺企業要做負責任的企業,應該主動承擔很多社會責任,包括給消費者、競爭者提供相對有利的條件等。這有助于平臺企業的長期發展,同時還能幫助建立社會公益機制。

  簡單來說,共同富裕的三個方面,都可以在平臺企業中落地。

  九、平臺監管與“二選一”問題

  沈艷:請問汪浩老師,你怎么看平臺經濟中的“二選一”?監管者怎么做才能算是恰當的應對?

  汪浩:“二選一”是我國反壟斷特有的現象,最近比較大的兩筆罰款也都是跟“二選一”有關。

  其實在傳統經濟里也有類似“二選一”的現象存在。比如一些上游企業要求零售商不要賣他們競爭對手的產品,這一做法類似“二選一”,但本質上有所不同。傳統經濟中的“二選一”,大部分情況是上游制造商要求零售商不賣其競爭對手的產品,只能賣我的產品;但平臺經濟中的“二選一”,是要求零售商只在我這里賣,不要到別處賣。這兩者間還是有一點區別。

  我國《反壟斷法》第17條明確規定,如果沒有正當理由,不能禁止經營主體跟別人進行交易,因此“二選一”是違法的。那什么樣的理由可以成為合理的理由?平臺采用“二選一”的目的,就是希望打擊其他競爭平臺。特別是規模較大的平臺,一旦經營者選擇在該平臺賣貨,其他小型平臺就很難發展起來。這樣的行為明顯妨礙了平臺的發展,不利于市場公平競爭。

  跟傳統經濟一樣,平臺經濟“二選一”在某些情況下也有一定道理。比如有時商戶會主動找到平臺,讓平臺幫忙推廣商品并引流,作為回報,商戶選擇只在這家平臺開店,不去別的平臺開店。平臺也要求商家做出承諾,一旦品牌做出了知名度,商家也要繼續留在這個平臺。因此雙方都有互利的動機,愿意簽訂“二選一”的合作協議。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禁止這樣的“二選一”,實際上打擊了平臺和商戶間的合作意愿。平臺耗費大量的資源和流量替商家包裝商品,一旦品牌做大,商家轉投別家平臺繼續經營,該平臺豈不是替別人做嫁衣?

  因為我認為,“二選一”還是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般而言,平臺企業大范圍地制定一項平臺政策,比如規定商家只能到本平臺開店,不能到別家平臺開店,這可能是反競爭策略。但如果平臺與商家簽署一對一的互利協議,這本身沒有排他性。如果商家與平臺合作把品牌做大,這本身對社會也作出了貢獻。

  十、平臺經濟與新型勞動關系

  沈艷:請問李老師,在保障勞動者權益方面,監管者該怎樣做,才能讓弱勢勞動者得到更好的保障?

  李力行:我國現行的勞動監管屬于勞動二分法框架,即勞動者要么從事獨立性勞動,要么從事從屬性勞動。從屬性勞動要求勞動者與雇傭者建立勞動關系,簽訂勞動合同,適用《勞動合同法》;獨立性勞動則規定勞動者與雇傭者是民事關系。我國現行的醫保、社保、五險一金等,這些勞動保障都是依賴于雇員雇主的勞動關系而建立。

  目前,許多零工工作的性質介于獨立性勞動和從屬性勞動之間,所以無法完全匹配以往的勞動二分法的框架。由于沒有建立勞動關系,當發生一些零工勞動者利益受損的事件時,有時會出現無人承擔責任的情況,引發社會大量的關注。

  需要認識到的是,在零工經濟背景下,企業的組織結構出現了去組織化、去公司化的變化。目前,熱衷靈活就業、獨立就業和零工就業的人越來越多,為了適應這樣的勞動關系的變化,有美國學者提倡建立脫離雇主、獨立性強的社會保障體系,并建議政府減少對由雇主提供保障的補貼,以保證勞動者能夠公平獲得保障。這意味著,應當盡量讓勞動者享受勞動權益保護和一般性公共服務的權利,能夠不依賴固定就業單位就能獲得,不因其就業身份的不同而有差異。

  我國的應對思路是該進一步強化勞動關系,還是順從技術變化將不同的勞動權益和保障進行解綁、便利零工勞動者獲得最緊迫的保障?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最近幾個月,國家的政策出現新變化,人社部明確提出了第三種勞動關系,也就是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相關部門在廣東等地進行了試點,讓零工勞動者能夠獨立享有工傷保險。我們應該探索新的服務模式,支持平臺幫助零工勞動者獲得更多保險保障。

  十一、平臺經濟與監管創新

  沈艷:請問席天揚老師,平臺對監管提出新挑戰,從國家治理的角度出發,你對監管有何新建議?

  席天揚:平臺經濟與傳統產業有個非常重要的區別,那就是平臺經濟的核心技術是算法,最重要的資產是數據。但已有的監管框架和制度往往是針對傳統經濟的物質資本和有形資產而設計的。目前監管面臨的挑戰,是技術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立法和監管政策出臺的速度。

  因此,我們需要在針對平臺經濟的理論研究層面有所突破。比如什么是數據?沈老師一直做這方面的研究,曾提出算法審計和數據確權。再比如,只要是平臺經營產生的與用戶有關的信息,平臺是否百分百擁有所有權?平臺利用大數據產生的匿名化信息,由此推算哪些產品在哪些地區的銷量比較好,在此基礎上向消費者推送,這算不算是侵犯消費者的隱私?我認為數據確權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狀態,有很多中間狀態,需要我們在理論上給出定義。

  十二、平臺經濟與國際競爭

  沈艷:最后請問黃益平老師,為了幫助中國的平臺企業更好地發揮國際競爭力,監管該怎么做才能平衡好國內需求和國際發展間的關系?

  黃益平:無論監管還是治理,總目標應該是促進平臺企業有序發展,要支持中國平臺企業進一步創新。

  中國平臺企業規模雖然做得很大,但技術優勢并不明顯。這些企業取得今天的成績很不容易,參與國際競爭也是早晚的事。對于這些平臺企業,我認為應該鼓勵,為其進一步創新進步創造好的條件。

  在這里有兩個關鍵詞,一是有序發展,二是是共同富裕。我認為,這是我們要追求的目標,所有的政策應該圍繞實現這兩個目標展開。

  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平臺經濟都是新生事物。如何治理監管一個新生事物,本就沒有成熟的框架。最近國家開始對平臺企業加強監管、改善治理,我認為這是好事,但有些做法也值得探討。

  我個人認為,運動式監管不是好辦法。對于平臺,有問題就糾正問題,有貢獻也該肯定貢獻。我們更需要一種成熟的監管框架,初步建議是建立一個相對綜合的體系,既有法律也有自律。監管本身也需要進一步改善,特別要改變運動式監管模式,提倡日常性、回應式的監管模式。平時監管部門和平臺企業可以一起探討分析,哪些是問題,哪些不是問題。很多問題都可以在發展的過程中想辦法解決,不要等問題變大再重拳出擊。

  數字金融里有個做法叫監管沙箱,主要指的是監管和業界一起合作,共同考察一些新業務。平臺企業里也可以嘗試這樣的做法。凡事一旦上升到法律程序,一般都會力度很大、非常嚴厲且耗費時間比較長。當初,針對微軟壟斷的司法程序足足走了20年,但20年后的數字經濟領域,早已時過境遷,當年的問題現在也不再是問題。

  因此,我們建議慢慢地建立一個成熟的、綜合性的、日常性的監管框架。

  新聞鏈接: 平臺經濟十二問(上)——有關平臺經濟的創新價值、財富分化與監管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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